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2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面对日本加紧侵华的危局，为筹集抗战资金、解决中央苏区经济困难，中央红军在漳开展大规模筹款筹物行动，所得资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资本金，也为红军长征铺下最厚重的物质支撑。

1932年4月，闽西南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后，在这座闽南繁华之城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筹款行动。彼时日本加紧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中央红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以抗日筹款为号召发动群众，筹集巨额资金与物资，既为解决中央苏区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为支援前线抗日。

一百余万银元从漳州出发

沿着崎岖的山路

一路向西抵达中央苏区

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资本金

也为红军长征铺下最厚重的物质支撑

这些出自漳州的银元，经过一位又一位挑夫的手，走过万里山路，最终汇入了一条红色金融的长河。

 

底气何在？

四十余天筹款，成就“百万奇迹”

位于市区中山公园的仰文楼，旧时为漳州府衙后楼。1932年4月，这里挂起“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成为红军筹款筹物的指挥中枢。

从4月下旬到5月底

红军在漳州的四十多天时间里

高举抗日救国旗帜

共筹得一百余万银元

彼时闽西苏区财政十分困难，而于一城筹得如此巨额资金，在财政窘迫的年代，十分不易。彼时漳州是闽南沿海繁华商埠，有发达的工商业和众多侨商，银元是硬通货。

然而百万银元并非凭空得来，支撑它的是扎实的群众工作与严明的部队纪律。筹款主要通过没收反动分子财产、征税和募捐等方式进行，对普通商户和贫苦市民基本不予征派。

时任漳浮汽车公司董事的林杏雨在留下的口述史料中回忆了他亲身经历的场景：红军入城前，先在天宝、石亭集结整训，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容严整列队进城，沿街民众争相围观，交口称赞红军军威。入城之后，部队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打消了工商阶层的顾虑，市面保持安定，商铺照常经营。

民心有了，筹款就有了底气。

红军不搞强制摊派，实行“借款捐助”政策。众商会代表齐聚打锡巷商会开展筹款协调工作，推选百川银庄经理高开国出任临时会长，按行业比例分派筹款任务。商户缴清款项，便可领取一张“借款交清、给予保护”凭证，张贴于店门即受保护。

这张凭证不是空头支票，不少商户见到凭证的实际效力后，也主动配合缴款，形成了良好的筹款氛围。

筹款工作能高效运转，还离不开本地人的深度参与。出生于漳州的红色金融家高捷成便是其中之一。百川银庄伙计蔡庆麟生前的口述记录显示，熟稔金融业务的高捷成协助商会点验银元、收银记账，保障每一笔款项账目清晰。

在数十天时间里，大量银元源源不断汇聚一处，粮食、食盐、布匹、药品、印刷机、兵工厂设备也同步征集到位，汽车工人昼夜奔走运送物资。民心汇聚成红色政权的物质底气，为遭受经济封锁的中央苏区送来一场宝贵的“及时雨”。

 

路在何方？

一根扁担，接力“银元漂流”

百万银元筹到了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怎么把它们从漳州送进被封锁的中央苏区？

从漳州到瑞金，340公里，除漳州到南靖水潮的60公里可走水路和车运外，其余全是山区。靠什么让海量的物资翻山越岭？答案是一根扁担、两条绳，一副肩膀、两条腿。

据史料记载，漳州战役，红军共缴获步枪3256支、机关枪19挺、炮8门、子弹20万多发、炮弹4942发、飞机2架等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连同筹集到的被服、药品、食盐、印刷机以及上百万银元，全部要运回中央苏区。

当时市面通用银元，供给部收到后用油纸包好装入特制木箱，1000银元一箱。一枚银元重近27克（26.86克），1000枚近27公斤，再算上木箱重量，每箱超30公斤，一个挑夫挑两箱负重近60公斤。百余万银元需上千只木箱，加之各类物资，运输任务异常繁重。

周恩来亲自组织数千军民从漳州向瑞金转运物资，除了从闽西苏区调来大批民工昼夜不停参与搬运外，漳州汽车工人支前运输队、苏区派出的支前人员、漳州当地工人和闽西挑夫也纷纷加入运输行列，采取轮流转运的方式，往返奔波于漳州与苏区之间。运送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红军主力部队才相继撤回苏区。

时任福建省委秘书处工作人员谢小梅是这段运输工作的亲历者。她会讲闽南话，随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到漳州做群众工作。5月底红军撤离时，司令部下令：回闽西协助押运，将重要物资运回中央苏区。

“我们回闽西的队伍，肩挑车载，十分壮观。”据谢小梅在生前的口述史料中回忆，成千上万闽西老乡，以及暴动队、赤卫队，抬担架、运伤员、挑东西，“凭着一根扁担两条绳，一副肩膀两条腿，战胜了长途运输线上的千辛万苦，终于把全部物资和伤员运抵苏区”。

为让苏区青年团和少先队员看看大城市风光，中央局曾组织许多青年来漳州参观。回去时，每人背一两匹布或一袋食盐，也起到了运输员的作用。

物资运抵长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举办“金山银山”展览会，众多群众前来观看。看到堆积如山的金银，许多百姓赞叹道：“我们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这样多的金银，苏区银行的资本真雄厚。”

谈起这段历史，漳州文史专家林南中向记者展示了当时的苏维埃纸币和硬币。据介绍，纸币设伍分至壹圆五种币值，设计质朴新颖，要素完整，印有“凭票兑换银币”及外文签字等防伪暗记。

当时苏区规定一切交易纳税均用苏维埃币，禁止国民党纸币流通。而这些纸币的印制，离不开红军在漳州采购的制钞设备和物资。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还铸造铜币、银币，仿铸“袁大头”、“孙中山开国纪念币”、墨西哥“鹰元”等可在根据地流通的通用银元，部分币面加盖“苏维埃”或“工”字戳记，以示区别。

“红军在漳州筹得的银元，不仅缓解了财政紧张，更关键的是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提供了货币筹备金。”林南中表示，“这不仅为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和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金融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功在谁手？

一套制度，守住“钱袋信用”

展览结束后，这些金银物资去了哪里？

据史料记载，这些物资曾被秘密保管在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烂泥坑的国家银行秘密金库中。1932年8月，毛泽东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亲自选址，看中此处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的险要地势，决定设立秘密金库。

这台留声机现藏于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是红军攻克漳州后赠予汽车工人许留金的纪念物。许留金曾参加支前运输，后将其主动捐献，见证了漳州战役后的军民“支前”岁月。

为保证安全，存库当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物资由部队战士提前包裹好装入三十个挑担，毛泽民亲自过目后雇佣不同挑夫分批转运，每批挑夫不知目的地。到达横江镇后换由一个排的红军战士轮流挑到山下，晚上再在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务处处长莫钧涛带领下，趁夜色挑进房子内存放于房后地窖，盖上石板条封好窖口。

次日参与贮存的战士全部撤离，由毛泽东警卫连战士吴吉清等人留守。毛泽民亲自视察后指示莫钧涛登记造册一式两份，账册以“黄酒”代黄金、“白酒”代白银，知情者极少。

过后，大部分物资被运往瑞金中央造币厂熔铸成锭、铸成银币，部分则作为发行苏维埃纸币的准备金。这些从漳州筹来的银元和打土豪没收的碎银，成为铸造银角的部分材料。

在苏区财政工作中

高捷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春，红军攻克漳州后，高捷成放弃钱庄工作加入红军。毛泽民赏识其才能，将他推荐到中央苏区从事财政工作。

到瑞金后，高捷成历任红军总务处长、会计科长等职，运用金融知识为苏维埃政府制定经济计划、筹划银行工作，并首创全军会计工作制度。由漳州运来的百万银元成为铸币和发行纸币的重要准备金。纸币上“凭票兑换银币”的承诺由此有了坚实保障。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高捷成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一支承担特殊任务的部队。他负责管理物资运输工作，保障部队在行军中的财政需求。这些物资中，有一部分正是此前从漳州筹来、经扁担一路挑进苏区的银元，此刻这些银元又随着队伍北上，成为途中重要的后勤保障。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捷成随八路军奔赴华北，筹建冀南银行并担任首任总行行长，整顿货币市场，打击伪钞，建立以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

1943年5月，高捷成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

高捷成走了，但他参与的会计制度、银行体系、货币信用理念的建设，仍在继续运转。扁担挑来的银元，在集体努力下变成了信用，而信用背后是一代代金融工作者的坚守与奉献。

那些来自漳州的银元，后来去了哪里？有的熔铸成银币流通于百姓之手，有的化作纸币成为金融信用基石，有的随长征北上在抗战中发挥作用。扁担挑来的银元，经展览宣传、经铸币厂加工，最终汇入红色金融长河。

百万银元的漂流

从漳州出发，至此找到了归宿

“漳州对红军长征的贡献远不止百万银元这笔看得见的家底，更是为万里长征攒下了实打实的底气。”市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陈坤山认为，军事上，漳州战役是中央红军敢于跳出自己的根据地，深入白区开展作战，锤炼了红军的远征机动、运动歼敌、就地补给等核心能力，在军事能力、思想路线、干部队伍三个维度，为我们人民军队开展长征大转移、开辟东北战场、挺进大别山等后续重大军事活动，提供了全方位的一个预演，并且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经济上，百万银元充作苏维埃国家银行资本金，稳住了苏区货币发行，还打通与粤军的商贸联系、推动钨矿贸易，为后来红军长征借道广东铺好了路。

此外，红军在漳州摸索出的城市政策、群众工作方法，在此后长征转战途中持续发挥作用，是红军攻坚克难的宝贵软实力。

 

 

（闽南日报漳州融媒记者 许文彬 王琳雅 实习生 林欢 通讯员 林登山 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