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城县古楼乡洋溪村始建于唐代，宋元时期村落格局初具规模，至明末清初，借力于商贸往来与造纸业的兴盛，逐渐崛起为浦城西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重镇，成为连接浦城、武夷山及江西广丰三地的重要陆路枢纽。2019年，洋溪村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至今仍保存着一片较为完整的传统建筑群落，共同书写一部“可以走近的立体史书”。

观音桥（也称“洋溪桥”）是一座典型的闽北木拱廊桥，始建于明代，静立于洋溪之上。据观音桥头立着的清代重修碑记记载，其在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因水毁由乡民募捐重建，为单孔石拱桥，桥面以青石板铺设。桥墩基座以大块青石砌筑，桥梁主体运用传统编木拱梁技艺，将数十根粗壮杉木通过榫卯结构纵横交错、相互承托形成一道拱形骨架；拱骨之上建有廊屋，覆以青瓦为顶，两侧设护栏与贯通廊内的休憩坐凳，供往来行人遮风避雨、驻足小憩；廊桥中央设有神龛，供奉观音、关公等民间信仰神祇。据《方志敏年谱》记载，1932年9月20日，作为闽浙赣苏区创建者的方志敏同志，曾率红十军途经洋溪村并在此短暂停留。

观音桥外观

与福州三坊七巷的官商建筑群不同，洋溪古街展现的是更接地气的乡村商贸形态。古街始建于元代，街面以卵石铺砌，两侧多为二层挑廊式木构建筑，下层开设铺面，上层用于存货或居住。明清时期是古街发展的鼎盛阶段。据《浦城县志·商业志》记载，当地当时已形成定期的圩市，周边乡民在固定时日聚集，交易土纸、笋干、香菇等山货，商贸活跃，人流如织。清光绪《续修浦城县志》中记载，洋溪渡为“县北通衢”，是纸、笋、木等物产外运的重要枢纽。正是凭借这一水陆转运节点的优势，浦城西北山区丰富的物产得以汇入跨省贸易网络，一路南下经闽江直抵福州，一路北上深入浙江、江西境内，成为闽浙赣边界商贸走廊中活跃的一部分。

古街的繁荣，离不开一个响亮的名字——顺太纸（史称“浦太纸”）。据《浦城县志》记载：“宋代浦城开始生产竹纸，宋时建阳书坊出版的历本、通书曾采用浦城竹纸。”同时记载了其产业规模与影响力：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鼎盛时期，全县有纸槽二百多个，年产土纸达六万余担，行销全国。至明清及民国时期，洋溪村（旧称洋溪尾）顺太纸成为翘楚，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独特的熟料工艺。顺太纸属于“水源纸”，生产周期长达八九个月，需经“蒸煮、漂洗、发酵”等多道复杂工序，造就其“质地柔软、吸墨性强、不易虫蛀”的卓越品质，被推崇为上等书写、印刷用纸。自清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洋溪尾仍是浦城造纸业的核心区域，当地老师傅口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记忆：连清代官帽上的折金叶都曾选用此纸制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洋溪村作为顺太纸核心产区，其产量与品质仍冠绝全县，享有“闽省第一”的声誉。纸张的销售路径主要依托水运，据《浦城县志》记载，其产品一路沿南浦溪下闽江至福州，转运上海、天津、烟台等口岸；另一路则北上陆路，销往杭州、苏州、常州等地。古街至今仍保留着三处水碓遗址，石臼与水道系统虽已斑驳，却是当年捣制竹浆不可或缺的设施，也成为传统手工业历史的有形见证。

刘氏祖宅承载着洋溪村深厚的文化积淀，如果说热闹的街市展现了村落“动”的一面，那么这座静谧的大宅则象征着其“稳”的根基，成为宗族文化与人文精神代代相传的重要载体。“刘氏一百间”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历经刘氏家族三代人之手方得完工，是村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民居群。据《浦城县志》记载，其房主刘璋庆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甲午科举人。

洋溪村全域航拍

整座建筑由三座三进院落并列构成，以连廊相互贯通。主座建筑配设左右厢房，两侧副座呈对称布局，共计房间百间、天井六处、偏井四处。其穿斗式木构气势恢宏，雕花工艺尤为精湛，内容涵盖山水、人物与花鸟等多种题材。选用的木料从远自百里外的仙阳镇运抵，设计图纸则出自杭州匠人之手，生动体现了历史上闽浙两地商贸与文化的密切往来。据老一辈村民回忆，仅图纸设计便耗资一百二十元大洋。宅中保存完好的家训石刻、藏书阁遗址，与闽北地区留存的众多古宅书院一道，成为历史上福建文教昌盛的有力见证。这种将建筑形制与文化传承相融合的鲜明特色，也使刘氏祖宅成为探究闽北乡绅文化的一个典型样本。

洋溪古村的独特价值不在于单一的古建筑之美，而在于其作为一个完整文化生态系统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观音桥既是通行的要道，也寄托着村民的信仰记忆；古街曾推动商品流通，见证了山乡经济的繁荣；刘氏祖宅则以其世代传承奠定了村落的文化根基，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功能完备、内涵丰富的福建传统山村标本。

这种“桥—街—宅”的有机组合，在福建传统村落中具有典型意义，无论是周宁县浦源村“鱼溪—古街—郑氏宗祠”的空间序列，还是长汀县店头街“码头—街市—宅第”的功能组合，皆呈现出相似的文化逻辑与聚落智慧，反映出闽地先民在适应自然、营造家园过程中所凝结的整体思维。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