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一本《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见证了1934年红军攻克沙县城的那段历史，十分珍贵。”沙县收藏家江剑飞向记者报讯，并发来了《革命军人残废证》的照片。在沙县小吃文化城，记者见到了这本充满岁月痕迹和历史沧桑的证书。

《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封面

珍贵的《革命军人残废证》

“这本证书保存得不好，虫蛀严重，发黄发脆，能够清晰感受到历史赋予纸张的痕迹。”见到记者，江剑飞一边说一边打开柜子，轻轻地取出一本红色封面的证书，拆开几层保护袋，将其捧在手上小心翻开。

证书的主人刘惟保，江西瑞金人，是红三军团一师二团三连战士，1933年入伍，1934年在沙县负伤。那时他刚刚23岁，在作战中因为左下肢膝盖受伤导致左腿动作不便，被认定为“二等乙级残废”。

刘惟保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

残废证的封面页为红底黑字，上面清晰地印着“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第二页、第三页分别印有毛泽东主席像、朱德总司令像；第四页写着“刘惟保同志在伟大的革命战争中光荣负伤致成残废特发给此证”字样，并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红色方形印鉴，证书编号为第06600号，落款时间为1957年5月；第五页、第六页写有个人基本信息、参加革命简历、残废鉴定结果、安置地点、填发机关及填发人等内容；第七页、第八页写有每年领发残废金、抚恤粮、备考等内容；最后一页刻印有该证书使用的说明条款。

证书编号为第06600号

证书有领发残废金、抚恤粮、备考等内容。

“说明条款第3条写着：每人同时只准领取一个残疾证，换取新证时必须交回旧证。”江剑飞判断，这本证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换发的新证，早期的《革命军人残废证》在换证时被发证部门收回。

据了解，为了鼓励红军战士英勇作战，解决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色战士伤亡抚恤条例》。《红色战士伤亡抚恤条例》规定：“凡是因为战争受伤成残疾的战士，由军委发给名誉奖章，可以依照代耕条例享有代耕权，并且优先参加当地创办的工厂及残废院，学习各种技术。”

因《红色战士伤亡抚恤条例》较为简单，中革军委经补充修订，于1932年2月颁布了新的《红军抚恤条例》。《条例》规定：“红军在服务期间，因伤残废，不能服务者，则送到红军残废院休养，其生活费，应较红军生活费增多1/2，其愿回家者，则给予终身抚恤金，其数目以当时当地之生活程度而定，但全残废，每年不得少至50元以下，半残废每年不得少至30元以下。”“以每年1月为发给抚恤金与发给各项证书期间，各项证书，皆5年交换一次。”

1961年1月18日发68元、1961年7月13日发68元、1962年1月31日发68元……红军战士刘惟保受伤后被安置回家乡——江西瑞金，证书记载了他从1957年至1962年期间领取残废金、抚恤粮的记录，这是党和政府重视优待红军战士的生动见证。

红军攻克沙县城的红色往事

这本只有薄薄几页纸、100余字的证书，不过巴掌大小，却记载着一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1934年初，正是红军攻克沙县城的时间段，这位战士也正是那段时间在沙县负伤。可以说，这本证书见证了那段历史。”抚摸着证书，江剑飞感慨道。

史料记载，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7月，中革军委成立东方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并就近指挥闽赣军区和福建军区的地方部队。东方军入闽的任务就是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其间，在沙县进行了一场入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过程最曲折的战斗。

沙县是闽西与闽北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重要。军阀卢兴邦在沙县驻扎了两个精锐团。沙县城南有沙溪屏障，城北是丘陵，城中有高地可以俯瞰道路，城西是一片开阔地，城东有南平方向的敌人。县城城墙高耸坚固，四角设有坚固碉堡，城门被沙袋、石块堵死，易守难攻。

城墙是攻城遇到的第一个障碍物。1934年1月8日晚，红七军团开始试探性攻城。12日，红三军团接力攻城。红军没有重武器，只能用老办法——竹梯爬墙攻城。过高的城墙阻碍战士们登顶，敌人又占尽火力优势，红军接连两次攻城失败。

为了打开城墙，红军把战斗从地上打到“地下”。22日晨，红军工兵经过十天十夜的奋战，终于将坑道挖到城墙下。可惜在引爆时炸点偏离原定目标，城墙依然坚固。24日夜，红军再次把坑道挖到了西门城楼下，用棺材装了用土硝、硫磺等配制的黑色炸药，放在城门楼底下的坑道里，一切准备就绪。

25日拂晓，红三军团部队遵照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的命令，对沙县城守敌发起总攻。“轰”的一声巨响，坑道炸药爆破城墙成功，西门城墙被炸开一道20多米宽的缺口。红军攻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全歼城内守敌卢部五个营，城外沙溪南岸碉堡内的敌人也全部投降。

位于沙县东门的红军东方军司令部旧址

这场战斗中，红军收获丰厚的军需物资。“我东方军二十五日来电：本日拂晓我军攻开沙县城，将困守县城之卢兴邦匪部两团及靖卫匪千余敌全部被我消灭，缴获平射炮数门，机关枪数十挺，迫击炮十余门，步枪四千支左右……”《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4期4版刊载。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趁敌人还不知沙县被占领的战机，利用缴获的无线电台发出“求救”信号，要求国民党军快速送钱和弹药来。敌人信以为真，连续两天派飞机空投了五六千万元中央券、25万发子弹和大批棉衣、食品。

“红三军团神又神，消灭卢匪两团兵，消灭干净，没有逃走一个人，哪！……”这首革命战争岁月在沙县流传的歌谣，把红军战士的英勇作战和守城匪兵的不堪一击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东方军攻克沙县县城后，彭德怀、杨尚昆于1934年1月30日在沙县县城发出《三军团关于集中归化待机之命令》，返回明溪。同时，中革军委动员部发出调集大批运输员到沙县挑运战利品。这些缴获物资均为中央苏区所紧缺，运回瑞金后对缓解中央苏区物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时值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给攻占沙县的部队发了《奖励电》，称赞他们“在占领沙县的伟大胜利中，给予了第二次全苏大会以最光荣的礼物”。

穿过血与火的往事，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红军战士刘惟保在攻克沙县战斗中，被敌人打伤左腿，却来不及包扎伤口，提着枪浴血奋战的身影。

学生在红军东方军司令部旧址参观学习。

（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凯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