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杜伟生又出现在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厦门大学传习所（以下简称“厦门大学传习所”）——案几上摆放着镊子、毛笔、糨糊与宣纸，空气中弥漫着纸纤维与糨糊的气息。50余年的修复岁月，使他一举一动都透着沉静与笃定。而他的9位厦门徒弟，正跟随他，续写这门古老技艺的新篇章。

厦门故事 从一册残卷开始

杜伟生是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导师，从1974年开始进入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有人说，他是全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扛鼎人物。而他与厦门的故事，则始于一场“因缘际会”。

2017年，安溪湖头李氏宗亲带着一册几近化为尘屑的古籍《至谊堂实纪》找到他。这本书是清代雍正年间的稿本，记载了清代顺治年间李光地（清代名臣，理学家）一家被山贼劫持、家族营救的惊险往事，是研究清初安溪乃至闽南地区社会史的重要史料。“由于保管条件差，纸张老化、脆化严重，拿到手时几乎已经碎得掉渣。”杜伟生回忆。那场修复，更像一次“文献急救”。他带着团队用了3个月时间，一点点拼接、一层层补纸，为这部濒临湮灭的古籍“续命”。

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陈志梅说，从这本残破到“掉渣”的《至谊堂实纪》开始，杜先生在鹭岛撒下了一粒“传承”的种子，成就了一段城市与手艺的双向奔赴。那支临时组建的修复小组，后来成为厦门大学传习所的雏形。三年后，厦门大学传习所挂牌成立，聘请杜伟生为导师。从此，他每年两次南下厦门，驻训教学。9名弟子中，7位来自厦门大学，2位来自厦门市图书馆，年龄横跨“70后”至“90后”。截至2024年，已有7人顺利出师，成为厦门古籍修复与保护的中坚力量。

从最难的教起 修复也是一门审美艺术

“别人都从简单的教，他偏从最难的开始教起。”徒弟谢华斌笑着说。很多人刚入行时，最怕动手——纸薄如蝉翼，一触即碎。而杜伟生却“反其道而行之”，第一课就让学生面对最破碎、最棘手的书叶。对此，杜伟生解释道：“很多人学了却不敢修，老师一走，心里就没底。把最难的学会了，等老师不在，也不怵。”这份“狠”，其实是对传承的负责。

在不久前的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谢华斌抽到的题目被认为是“全场难度系数较大的”——他面对的是一批数量庞大且极易移位的文物小碎片。比赛现场，当别人已经开始揭画芯时，他还在一点点拼碎片。最终，他获得三等奖，实现了福建省在该项目上的“零的突破”。“师傅教我从难处练心，所以我能比较淡定。”谢华斌说。

除了技艺，杜伟生还为厦门带来了一件“神器”。他在20世纪90年代主导研发了国产纸浆补书机，让修复效率提升了数十倍。厦门市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柯菁回忆，过去13年，她一直坚持手工补纸，“一叶书要修好几天”；如今，只需几分钟。“把待修书叶平铺在水槽里，压紧、上水，倒入纸浆——负压抽水一撤，破损的地方就被纸浆自然‘缝合’。干透后翻面，修痕全无。”柯菁说，“这台机器就是我们的‘神笔马良’。”

这项技术在修复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志》（全套36册）时立下大功。那批文献页幅大小不一、破损严重，修复团队使用纸浆补书机进行修复，为地方文献修复积累了宝贵经验。

不过，杜伟生也强调：“修书不能只看技术。古籍修复不仅是修补，更是一种审美的修炼。要在技术之上拔高，让作品成为艺术品。那份‘美’，是在手艺之外的。”尤其是字画修复，他常常叮嘱：“除了师傅传授的技艺之外，更重要的是修复师个人的审美。有了审美，才能成为艺术品。”在这一点上，他对谢华斌赞赏有加——那份稳中带韧、技中藏美的修复手法，正是他最看重的传承。

古籍修复技艺 在厦焕发新光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一门古老的手艺仍在静默中延续。杜伟生说，古籍修复入门并不难，全国目前共有34所院校开设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其中以高职大专为主——“说明它的门槛其实不高。”但他话锋一转，“难的是坚守。古籍修复这条路很长，也很窄，却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

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如今能独立修复珍稀文献，柯菁说自己早已“不止想修书，更想让古籍‘活’起来”。如今，厦门正在让这门静默的技艺焕发新光。高校与公共图书馆携手推动地方文献修复与活化利用——厦门大学面向本科生开设“古籍保护与修复实践”美育课程，年年爆满；厦门市图书馆则通过展览、讲座等，让古籍从书库深处走向公众视野。

更令人欣喜的是，新一代修复师正用“科技之手”续写“纸上文明”。谢华斌和团队将AI修复、3D建模等前沿技术融入实践，让人工智能参与到书画文物与文献档案的保护与再现中，让修复过程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们甚至为修复完成的古籍制作AI动画短片，用生动的影像讲述古籍背后的故事。可以看到，现代科技与古老的修复技艺，正悄然在厦门的书页之间交汇，并肩而行。

（厦门日报记者 许舒昕 通讯员 盛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