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儿山前、汾水之畔，黄土台塬下，沉睡了近4000年的陶寺遗址在初冬的清晨里醒来。层层叠叠的历史遗迹，书写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

11月12日，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鼍鼓鼓点激扬、声声入耳，仿佛从历史深处传来，陶寺遗址博物馆缓缓打开大门，迎接八方宾客。

陶寺遗址是具备早期国家特征的都邑性遗址，其考古新发现、研究新进展，为古史探索提供了新材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连绵不绝特质的有力实证和生动写照。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为公众提供了一处展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新平台。

光被万世 追寻4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俯瞰4000年前左右的中华大地。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趋于寂静。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微光日熄。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日渐式微。

而在黄河中游，以陶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文化迅速崛起，文明在这里踏出了坚实的一步。陶寺文化广泛汇聚吸收多种文化元素，并整合发展，向四方辐射影响，引领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

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遗址之一，集中表达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农耕文明孕育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陶寺人师法自然、敬授民时，以期五谷丰登、瓜瓞绵延，奠定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彩绘陶盘上的蟠龙形象为后世所传承，成为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精神图腾。

在制度建设方面，陶寺有很多创新性举措。陶寺遗址发现了双重城郭，内城卫君，外郭守民，以轴线规划布局城内的重要建筑，深刻影响后世中国历代都城建设。这里出土的铜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复合范铸青铜器，为即将到来的三代青铜礼乐文明鸣响先声。

陶寺文化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处于史前文明重瓣花朵的花心位置，逐步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中心。海岱地区的陶器、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良渚文化的玉琮，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这里，展示出陶寺文化的包容开放。陶寺中期大墓出土的粗壮獠牙，正合《周礼》所载的“豶豕之牙”，体现了墓主卫兵弗用、修兵弗战的和平思想。

“在文明探源的几大都邑性遗址中，陶寺遗址是非常独特的，它‘都城’的特点十分突出，具有早期国家的开创性特征。‘地中之国、王者之都’，我认为陶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表示。

都邑煌煌 穿行协和万邦的地中之国 

陶寺遗址博物馆以“地中之都 中土之国”元素符号为基础，外观设计呈现一个“中”字。

何以为中？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周礼》记载了古人寻求“地中”之法。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地中是天地之合、四时之交、风雨之会、阴阳之和的所在，这里百物阜安，可以建国而封树千里。

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和立表，被推测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记录了陶寺先民对宇宙规律的追问和探究，在这种宇宙观的指引下，陶寺先民择中而居，建起地中之国。

踏上高高的台阶，走进陶寺遗址博物馆展馆大厅，象征文明的光束从脚下向前延伸去，直击高悬空中、口衔谷穗的蟠龙。这一形象取自于陶寺龙盘，是陶寺文化的标识性符号。

左侧墙壁雕刻的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元素浮雕。右侧墙壁上，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交相辉映。在距今四五千年前，人类文明蓬勃发展，文明古国盎然新生。无论古今，陶寺都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展示着不同文明多元的文化面貌。

“文化蕴化”展厅里，“树木”葱茏。彼时的晋南盆地温暖湿润，深厚的土地、密布的水沼为黍、粟和水稻等多种作物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为文明的兴起提供了环境和物质基础。

进入“煌煌都邑”展厅，抬头望去，星汉灿烂。星空下，展陈着仰望星空的先人智慧。陶寺遗址出土的璇玑和圭表被学者推测为经天纬地的天文仪器，掌控时间、经略空间，辨方正位、建中立极，陶寺先民将宇宙规则引入人间秩序，建都立国。

“早期国家”展厅展示了4000年前陶寺百工兴盛、物阜民丰的社会百态。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制度已初步形成，一件件彩绘陶器历久弥新，熠熠生姿。不同阶层的生死之所呈现出严格的秩序分化，大、中型墓葬随葬器物显示出礼器特征，礼制和礼乐文明雏形初具。

陶寺遗址博物馆集中展出230件（套）珍贵文物，结合光影、数字化等技术，全景式展示陶寺遗址在都邑规划营建、手工业生产、艺术创造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解读陶寺文化的深刻内涵。同时，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园区规划设计将以“大融合”发展理念为指导，致力于建成文物保护利用、文化传承发展的新示范。

寻根溯源 致敬行走田野的考古人 

沧海桑田，曾经的煌煌都邑掩埋黄土之下，沉睡近4000年。是一代代考古人的筚路蓝缕、接续相传、不惧艰辛、孜孜以求，让这些文明的遗迹与这片土地上传递着息息薪火的今人得以相遇。

在陶寺遗址博物馆二楼，设有“陶寺考古”考古历程展厅，记录陶寺遗址重见天日的历程，致敬陶寺发现以来60余年的丰硕考古成果和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

1958年，文物工作者丁来普在晋南大地上进行文物普查时，首先发现陶寺遗址。1959年至197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山西队多次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复查，形成对陶寺遗址发掘的倾向性意见，陶寺遗址考古工作由此发端。

自1978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连续考古发掘，龙盘、鼍鼓、土鼔、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不断出土，初步弄清陶寺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陶寺文化早、中、晚期的文化序列。陶寺文化对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国家形成的重要意义逐渐显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的中心性都邑，在梁星鹏、何驽、高江涛三任领队的带领下，中期大城、宫殿区及宫城、中期大型墓地等重要遗迹被考古发现，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更加凸显。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联合技术攻关，极大丰富了陶寺文化的内涵，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脉不断，人脉不息，在这一部长达数十年的陶寺探索史诗中，每一代考古工作者都接力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他们迈步于田间地头，穿行在历史长河，永远充满好奇、兴致昂扬，向这片古老的土地发出一次次细致入微的叩问。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长路漫漫，还需数代人上下求索。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考古”理念将代代传承、深入人心。

聆听文物无声的诉说，去探寻宇宙的高远，去追溯时间的深邃。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或许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血脉相承的“我们”始终虚怀若谷、敬天法祖，但又无所畏惧、寻根问底。这是陶寺给我们的答案，也是陶寺文物工作者给我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