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苏珊娜·芙拉图斯女士捐赠的两尊我国流失海外的明代陶俑入藏上海博物馆。苏珊娜说,两件陶俑回归故里,不是通过金钱或政治手段,而是因为爱的力量和对中国人民的尊重。
不少国人在海外旅游时,都曾被外国博物馆中数量庞大、精美绝伦的中国文物震撼到。我国是历史大国,但却不是文物大国。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止于20世纪末,法国每1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德国和荷兰每1.6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日本每14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而中国是平均60万人才拥有一座博物馆。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以外国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为视角,试图以此窥见中国文物流失与回归问题。
外国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百余年来,中国文物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不法途径流失到海外,现藏于公、私博物馆或私人收藏者手中。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几乎涵盖了所有文物种类,包括青铜器、陶瓷器、玉器、书画、漆器、雕塑、典藏等各类珍品。
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几乎都能见到中国文物的身影。在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50年代,几乎美国所有的博物馆中都有收藏中国文物。
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易县罗汉像,这组辽代等身三彩罗汉像总计16尊,旧藏于河北易县白玉山峨嵋寺八佛洼山洞中,民国初年被日本人寺泽鹿之助首次发现后,又被德国汉学家贝尔契斯基所注意。
随后,各方古董商勾结村民欲将罗汉偷运至北京售卖,虽易县官衙加以制止,但为时已晚,大部分罗汉已被窃走,一时未运出的罗汉也因村民的争夺而被打碎。
▲易县罗汉像,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梁思成先生留美期间在其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见到了易县八佛洼所出的一尊三彩罗汉像,他这样评价:“其貌皆似真容,其衣褶亦甚写实。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这组佛像的写实风格在中国佛像像中独树一帜。
根据目前西方对幸存大罗汉的调查,现收藏三彩大罗汉的博物馆或机构分别为:大英博物馆一尊、波士顿美术馆一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尊、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一尊、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一尊、日本私人收藏一尊、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一尊、德国柏林博物馆亦曾收藏一尊(但已毁于二战),中国本土无一个存在。
被称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开卷之图的《女史箴图》,原为清宫旧藏,是集教化与审美于一身的成功典范,并预示着中国绘画由重教化到重审美的转型。由此而言,《女史箴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是目前世界上尚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专业绘画作品之一,被誉为中国美术史的“开卷之图”。
▲《女史箴图》,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英军劫掠,1903年入藏大英博物馆至今。
流失在外的文物其中不乏精品、孤品,若将在外国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与海外私人收藏者手中的中国文物合计,总数可高达1700万件,是我国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总量的9倍,触目惊心。
中国文物为何离家?
“盖自元明以来至储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鸦片战争的大门不但炸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也拉开了我国文物大规模流失的序幕。
清朝晚期以来,国力衰微的中国抵不住东、西方侵略者的枪炮轰炸,国门数度洞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屠杀和掠夺,其间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大洗劫。
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史,摧毁的不仅是生命,更是文化与精神的自然传承,其损毁的文物数量之多无法准确统计。
“北京人”头盖骨作为“从猿到人”学说的重要判断依据之一,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幸流失。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公然在中国东北、华北沦陷区进行长时间、有计划的盗掘式考古。
据《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记载,战时损失的书籍至少300万册,重要文物被劫15245件,而日本公开收藏的文物大致有501件。据统计,中国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总计3607074件另741处1870箱,估计价值约为9885546元。
而在那之后,一些打着“文化考察”、“地理探险”旗号的所谓外国“学者”和“探险家”,在未经中国政府的允许下,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石窟、壁画和古文化遗址进行的肆意盗窃和非法挖掘。
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中国时代的百科全书”,但其在十九世纪末大量流失海外。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他借口自己是玄奘的崇拜者,骗取王圆箓的信赖,并以五百两银子的价钱“买”走了经卷8082卷、木版印刷20卷以及其他文物共29箱9000件。
1914年,斯坦因重返敦煌,再度从王道士手中购得5大箱、600多卷佛经,藏于大英博物馆。
▲敦煌遗书
此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又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抢劫,据统计,英国收藏敦煌藏经洞遗书与绘画约12000至15000件;法国收藏约7000多件,全是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俄罗斯收藏敦煌遗书1800件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外在原因,当时人们大多挣扎于生计,并未有文化保护和文化主权意识,这也是导致文物大量流失的另一原因。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打开和中外交流的频繁,中国文物价格在海外走俏,在暴利引诱下,我国文物走私的规模越来越大,走私方式日益多样化。
2002年“3·25”安徽倒卖走私文物第一大案,就是犯罪团伙从内地盗墓分子手中低价购进青铜文物,然后高价售卖至海外地区。此案共追缴和扣押各类涉案文物417件,其中国家一级珍贵文物13件、二级珍贵文物32件、三级珍贵文物83件、一般文物289件。
文物流失似乎轻而易举,但文物回归却道阻且长……
中国文物何以为家?
我们所熟知的十二生肖,原坐落在海晏堂前的扇形水喷泉南北两岸12石台上。这些肖像皆兽首人身,头部为铜质,身躯为石质,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一个时辰,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像,便从口中喷水。正午时分,十二生肖像口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奇观。
十二兽首不仅是喷泉,更是展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艺术珍品,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鉴赏价值。
自1860年10月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后,十二兽首纷纷脱离身体,在颠簸的车中看着大火中的圆明园,被带往异国他乡,自此开始近百年的流浪与漂泊。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失在外的圆明园兽首陆续现身国际拍卖会。从牛首、虎首、猴首的国企竞拍,到马首、猪首的华商捐赠,再到鼠首、兔首的外国友人返还。回归之路坎坷不平面临重重障碍。
对于一个流失文物数量巨大、流失线索难以考证、流失时间长的文物资源大国来说,文物回归是一条艰辛的漫漫长路。但中国政府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坚定的决心推进文物回归。
2019年3月23日,中意两国代表交换了79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的返还证书,这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但应该认识到,和浩如烟海般的海外流失文物相比,这批文物可以说是沧海一粟。
从建国之初,我国就已开始关注文物回归问题。2002年,国家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每年拨付5000万元用于征集流失文物,但回购的一件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手卷就花费了2999万元。
除了购买途径外,一些爱国华侨、企业人士将自己购买的或者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内博物馆永久保藏。如张伯驹先生捐赠的珍贵书画、周叔弢先生捐赠的古籍善本等,其中一些捐赠文物的数量足以开设一个小型博物馆。
然而,许多国外拍卖行利用中国买家的爱国情感哄抬价格。例如,2000年保利集团购回虎首、牛首、猴首时,其价格还只是800万港币左右,到2008年的兔首和鼠首拍卖估价已经约合2亿人民币。
因此,为了更有效率地寻回文物,中国与联合国等多方合作,签订需索公约(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纳入到国际社会的视野中。
可现实是,通过国际公约追回流失文物的成功案例少之又少,许多公约本身也存在很多不足和漏洞。例如,一些公约对公约生效前的文物流失不具有追溯力,因此许多流失的文物没有办法查证,没有办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资料以进行依法追索,从而导致文物回归工作的失败。
与此同时,政府在进行协商时也会遇到重重的障碍,每个国家有各自国内立法保护文化财产的不同立场,持有国和追讨国的立场冲突。
我国作为历史上被掠夺的国家,更偏向“文物国家主义”,即强调文物应保存于其所在的原生环境和背景中,主张收回非法流失在海外的文物;而“文物国际主义”是文物市场国所持有的普遍观点,他们认为文物无国界,并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财产都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不能永远保留在一个国家。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文物不仅仅是一件物品,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一个统一的家国概念。它们真切地见证过睥睨天下的英豪,经历过金戈铁马的浩荡,证实着改朝换代的兴衰。
那是我们中国的血脉,在你我的身体里奔流;那更是我们中国的路标,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或许在某一个瞬间,它让我们想起几百年前,古人在它身上留下的心愿……
“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愿所有散失海外的文物都能够早日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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