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精舍位于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畔，是理学大师朱熹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建。1178年初秋，朱熹游览武夷山时，见九曲溪旋绕曲折，隐屏峰下云气流动，顿觉耳目一新，萌发出“眷焉此家山”的建屋念头。经过数年筹措，精舍终于在淳熙十年动工，朱熹亲自带领一众弟子荷锄挑担、垒石砌瓦，当年就初见规模。精舍建成时，陆游寄来贺诗四首，其中一首写道： 

先生结屋缘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

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

按朱熹《武夷精舍杂咏诗》所记，当年精舍布局包括“仁智堂”，朱熹自己的住所“隐求室”，接待朋友、学者的“止宿寮”“观善斋”“寒栖馆”，“观善斋”前还有两座亭子——“晚对亭”和“铁笛亭”。“武夷精舍”各处建筑并不精致，但陋室不陋，因为朱熹的名声反而显得雅致高洁，被时人赞誉为“武夷之巨观”。

精舍落成之后，朱熹在此广收门徒，著书讲学。一批理学名家也相继在武夷山中、九曲溪畔择地筑室，读书讲学。如刘火仑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等。武夷山因此被后人称为“道南理窟”。

朱熹还始创“四书学”，即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成一个系列，加以权威性的阐述、诠释，名之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影响极其深远，成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最重要的依据，深刻影响了两朝的科举格局。

从建设武夷精舍，到修复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再到重建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朱熹一生都与书院相伴。他亲手确立了中国书院的教育制度，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圭臬。朱熹在儒家学派中享有崇高地位，被尊称为“朱子”，得以在孔庙配享孔子。钱穆先生评价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终其一生，朱熹都致力于“为往圣继绝学”。朱熹理学思想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再次推向高峰，成为元代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及东亚地区七百多年，被称为“后孔子主义”，这是中华文化之福。

通过设立书院，广纳四方门生，朱熹为福建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有据可查的朱熹高第门人有一百五十多人，散播于八闽大地的二十九个县。这些学生又纷纷效仿朱熹，在各地讲学，极大推动了福建地方文化的传播，这是福建教育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