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考古界权威期刊《文物》杂志(2025年第七期),同一期内刊发两篇专题论文《福建建宁澜溪窑窑岭宋代窑址发掘简报》和《福建建宁澜溪窑发掘与调查的主要收获及相关问题研究》,首次系统地公布考古成果:南宋时期建宁澜溪窑出产的青白釉瓷,其工艺水准已超越同期景德镇窑,代表了当时同类产品的最高水平。

考古现场(来源: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澜溪窑在北宋中期兴起,南宋中晚期达到鼎盛。出土的大量青白釉瓷及一批重要的窑具、铭款标本等,不仅刷新学界对福建窑口的认知,更为研究南宋制瓷工艺提供全新视角。
走进这片窑场,倾听泥土深处的密语,可以想见,800年前,这里窑火日夜不熄,工匠们往来忙碌,一件件精美的瓷器从龙窑取出,小心翼翼地装上小船,顺着澜溪缓缓而下,进入闽江,驶向远方。

发掘后的澜溪窑址显露真容。(来源: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一锹挖出800年 高速路下的时光隧道
澜溪窑址,分布于三明市建宁县伊家乡兰溪村委会至汪家铺自然村一带。这片看似寻常的山丘,在当地人口中,是藏着“百孔窑”的神秘之地。
早在1958年,澜溪窑就已被学者标记。但让这座沉睡的古窑真正迎来苏醒契机的,是国家重点项目莆炎高速公路的建设。
2018年春天,当规划线路确定经过窑址时,建宁县委、县政府及省、市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严格遵守“先考古、后出让”的文物保护原则,进行前期调查、勘探等工作,在高速公路建设资金的支持下,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和建宁县文体和旅游局迅速成立联合工作队,展开抢救性发掘工作。

按区域划分的出土瓷器(来源: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以为是个普通山坡,谁知道越挖越深,竟然有个10米深的大坑!”参与发掘的村民,至今说起来仍一脸兴奋。
考古队在勘探的3平方公里范围内,找到7处窑址、10个窑址点。随着发掘深入,龙窑、沉淀池、釉料缸、辘轳坑、排水沟等遗迹渐次显露真容。
“每清理出一件瓷器,就像拆盲盒一样激动。”作为建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参与发掘的代表,何福太对那段“挖呀挖”的日子记忆犹新。
他回忆,每天迎着晨光上山,踏着暮色下山,大家小心翼翼地给每件出土瓷器编号、装袋,再分批运往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的库房。“那种亲手触摸历史的感觉,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心潮澎湃。”
一场为期半年的“寻宝行动”,他们整理出300多箱瓷器标本,其中更珍贵、更具研究价值的,被送到将乐东南考古研究基地,由专家们进行“VIP级”检测。
2020年,澜溪窑址被列入福建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长期被遗忘的“瓷中瑰宝”,终于走出历史的尘埃,以其灼灼光华,赢得属于自己的正名。

青白釉堆塑器(来源: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澜溪窑考古挖出了啥 宋元人的生活美学
“这简直像打开一个‘南宋生活大礼包’!”何福太这样形容他的发现。
敞口碗、斗笠碗、平底盘、执壶、研磨器……这些出土器物呈现了宋人“食不厌精”的生活图景。与之相映成趣的,还有托盏、瓷枕、瓷塑小狗等精美艺术品,展现着那个时代“把生活过成诗”的雅致情趣。
何福太在现场看到专家用毛刷轻扫一块异样“陶片”的浮土。“是印花模具!”专家难掩兴奋。清晰的莲花纹,与出土瓷片的纹样一致,为研究澜溪窑纹饰批量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依据。
最令人惊叹的是近1100件宋代“爆款乐器”青白釉腰鼓的出土。这些腰鼓制作于南宋早中期,以青白釉为主,兼有青白釉褐彩和酱釉等品类。其造型流畅优美,完美契合宋代文献中“广首而纤腹”的形制记载,令人遥想当年丝竹管弦之盛。

复原的青白釉腰鼓(来源: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腰鼓内壁发现了独特的“曾三工夫”铭款,而这一标记在其他器物上均未出现。专家分析认为,当时窑内已形成精细的专业分工,一位名叫“曾三”的匠人专门负责腰鼓制作,其产量之大、质量之优,使澜溪窑成为国内唯一集中生产青白釉腰鼓的窑址。
何福太在整理瓷片时,发现一个动人的细节:莲纹舒展,莲蓬低垂,含苞初绽,建宁莲子的生长形态被细腻地镌刻在方寸之间。他感叹:“原来工匠们最动人的创意,是从生活中汲取灵感。”
出土的大量“匣钵”同样引人注目,作用如同现代生产中的“精密模具”,将瓷器与火焰、烟尘隔绝开,确保每件瓷器釉面光洁如玉。

修坯刀(来源: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而那些点缀着褐彩纹饰的器物,则展现着匠人的艺术造诣。褐彩装饰手法多样、内容丰富。匠人以娴熟的笔触,在素胎上勾勒出梅枝横斜、莲瓣绽放等清雅图案,或题写“长命富贵”等吉祥祝语,为日常生活增添诗意。
专家还发现大量铭款标本,运用墨书、褐彩、模印、刻划等多种工艺,内容涵盖吉语、纪年、工匠标记等类别,其种类之丰富、数量之集中,在同期窑址中实属罕见。
其中,纪年类铭款尤为珍贵。“景定元年”“开禧二年”等明确年号,与“辛未”“戊寅”等干支纪年相互印证,为建立准确的窑址年代序列提供了关键依据。
最有趣的是带“签名”的制瓷工具。如修坯刀上的“吴叔丙”、试照上的“汪二”等,其他器物上有“曾五又”“吴拾叁”等,不胜枚举。这种匠人的个性签名,可能已成为早期产品商标的雏形。
一件件出土的器物,生动诉说着:宋元时期的人们,早已在寻常日子里追求着品质与诗意。
科学解密 青白釉瓷的色彩密码与质量控制体系
南宋时期,澜溪窑烧造进入繁荣期,青白釉瓷质量极佳,工巧卓越,尤以釉色为最。
澜溪窑已能稳定烧制三种独特釉色——湖水般清澈的湖蓝、新米般温润的米色、远山般清雅的灰绿。其中湖蓝釉产量最大,其湛蓝程度堪称国内青白瓷之最;灰绿釉在其他窑口中更是前所未闻。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限量款”珍品——菊瓣盏和葵口印花盏,分别出土20余件和2件。这些器物是澜溪窑的代表性精品,形制规整,纹饰精致,胎体细薄,釉质莹润,尤为精美,代表了澜溪窑产品的最高水平。
最让专家惊叹的是,澜溪窑的米色釉并非偶然所得,而是有意为之的杰作。
专家通过科技检测,证实工匠们是有意降低含铁量,特意调整釉料配方,才烧制出这种独特的淡黄色。与同期景德镇偶尔烧出的米色釉相比,澜溪窑的米色釉数量更多、颜色更纯正。
釉面莹澈、光泽感强,也是澜溪窑青白釉产品的一大特点。许多发掘出土的器物几乎与新瓷无异,光泽如新,其崭新程度在其他窑口极为罕见。
古代“调色高手”是如何做出这一绝活的?专家在首次批量出土的约80件功能明确的试照中找到答案。
“在全国宋代窑址中,火照常见,试照少见。大批量的试照集中出土尚属首次。”专家表示,试照分为试泥照与试釉照两类,试釉照的发现尤为罕见。

酱黑釉梅瓶(来源: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这些珍贵的试釉照,相当于南宋工匠留下的“调色实验笔记”。
每一片都采用双面测试,刻有配方标记文字。工匠们在小瓷片上,涂抹不同配比的釉料,有的整体施釉,有的分区施釉,还有的在器底留白处放小片进行小样试验。
这种严谨的“品控流程”,使得哪种配方能烧出最蓝的颜色,哪种配方最稳定,一目了然。
工匠们通过系统测试青白釉、酱黑釉等不同配方的呈色效果,最终掌握精准的釉料配比,确保大批量生产时,每一窑的瓷器颜色都精准、统一,不靠运气,靠科学。

青白釉砚滴(来源: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闽赣合璧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专家认为,澜溪窑是体现江西与福建窑业技术交汇的典型窑口。也就是说,澜溪窑堪称一位博采众长的技艺“收藏家”,融合了闽赣两地的制瓷精髓。
在器型与装烧工艺上,澜溪窑保留着鲜明的福建特色——青白釉厚唇碗、酱黑釉花口盘等典型器型,以及“挂烧法”、对口烧等传统工艺,无不彰显着闽地基因。
在细节处理上,展现出与江西窑口的深厚渊源。其梯形足端和带手压痕的垫饼工艺精细度超越福建同期窑场,与南丰白舍窑高度一致,精准的釉料控制和湖蓝釉色,也体现了对景德镇工艺的融合。
最具说服力的是窑具的发现,澜溪窑同时使用福建的倒L形支圈和景德镇的L形支圈,这种“双系统并存”现象,生动记录了当时闽赣窑业技术的深度交流。
考古团队负责人熊寰教授在论文中精辟指出:澜溪窑与景德镇窑的青白釉瓷技艺较量,堪称一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超越。

青白釉弧腹碗(来源:建宁县融媒体中心)
在“技艺对决”中,澜溪窑的“调色盘”更为丰富。澜溪窑能稳定烧制湖蓝、米色、灰绿三种高质量青白釉,而同期景德镇仅以白中泛青为主,其湖蓝釉产量稀少,更无独特的灰绿釉。
湖蓝釉色是景德镇窑青白釉瓷的标志性釉色,但澜溪窑的湖蓝釉较前者产量占比高,釉色更蓝。
在胎釉工艺上,澜溪窑同样展现出优势。虽然底足修整稍欠平整,但其胎骨更洁白致密,叩击声更清脆。与南海Ⅰ号、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的景德镇瓷器比对显示,澜溪窑在胎骨洁白度、釉色纯净度上均更胜一筹。
当南宋晚期景德镇窑品质明显下滑时,澜溪窑在“景定元年”地层中仍保持着高质量产出。专家认为,澜溪窑青白釉瓷在南宋时整体超越了景德镇窑青白釉瓷,真正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记者手记
窑火不熄 澜溪古窑的当代新生
当考古学家用手铲唤醒历史,另一群人也正试图用泥土与窑火,让古老的技艺重获新生。建宁县引进一家瓷器烧造企业,曾仿照澜溪古窑器形烧制,最终虽未能形成规模产业,却为澜溪古窑的当代故事写下重要注脚。
一份文化遗产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经济价值,而在于始终激励着后人去追寻、去复刻那份失传的美,激发跨越时代的共鸣。
陈炳富,自幼便与瓷器结缘的建宁县收藏家协会会长,2017年起,作为政协委员,他连续6年,提交8份提案,为澜溪窑的保护与利用奔走呼吁。
通过建宁县政协社情民意信息“直通车”,建议得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澜溪古窑的考古发掘与保护利用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正逐步展现出其历史与文化价值。
跟随“地质年轮里的伊家密码”采风活动,再次来到现场,古窑遗址上已建立保护棚,参观步道在遗址间蜿蜒。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的互动屏幕上,游客可360°欣赏青白釉瓷的每一处细节,这些数字展陈正成为连接古今的重要窗口。
知往昔之辉煌,明今日之责任。当前,我们需要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地激活这份文化遗产,让千年窑火在新时代绽放别样光彩。
我们期待,澜溪古窑不仅仅是得到妥善保护的考古遗址,更能以“活态文化空间”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这需要远见,更需要行动。
这条文化传承之路,虽漫长,但值得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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