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画，指书法与传统中国画，两者异体而同源，中国传统书画也可用翰墨代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传承过程中，书画艺术形成了从工具、笔墨、装裱制式、品评鉴赏到理论著录及保藏修复等相对完整的艺术体系。其形式与内容追求“诗书画印”合一，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厚传统的艺术门类，其文脉可循且未有间断。奔腾不息的艺术长河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基因和血脉，汇入历史的汪洋大海，每一位书画家、每一件书画作品都如长河中翻滚的浪花，为浩瀚的艺术史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和生命，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传世最早的楚国帛画已然神情生动、造型优美。楚国的帛书和江陵的秦简也是继三代（夏商周）金文和秦石鼓文之后发现的墨迹真品，开隶书先河且自有法度。两汉普遍使用隶书，并出现章草，“汉兴有草书”。这期间的绘画作品大多见之于墓葬壁画，以人物为主，车马为辅。随着上层阶级、文人士大夫的介入，书画逐渐形成主流，三国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历史上一个高峰，书法上出现钟繇、“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史称“钟王”。绘画上出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并称“画界三杰”。隋唐开始，楷书进入全盛时代，草书也达到顶峰，楷书法度严谨，狂草激情四溢，面目多变。隋唐绘画仍以人物、宗教画为主，山水、花鸟画尚处“初级阶段”。五代是我国山水、花鸟画的辉煌时期，上承唐朝余脉，下开宋代新风。花鸟画趋于成熟，“徐熙野逸、黄家富贵”，各树一帜，直接影响后世花鸟画的立意与创作。山水画以“荆关”“董巨”（荆浩、关仝，董源、巨然）为代表，成为里程碑式的开创，后世尊为山水画“北派”“南派”之祖。两宋书画成就卓著，随着统治阶层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文学、书画均达高峰，书法有“宋四家”，院体风绘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秉承“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成就了画史上之“宋人格法”。宋代知名画家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代，更多名作载入史册，且文人与绘画的关系逐渐密切，为迎来文人画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代取消了五代、两宋的画院制度，摒弃院体束缚而法唐追古，文人画成为画坛主流，主张“以逸为上”，此时诗、书、画、印得到空前密切的融合。

元佚名设色秋轩待客图纨扇面

　　明代是书画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书法与绘画沿着宋元传统的基础继续演变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几位皇帝喜好书法，社会群起效之，至帖学盛行。早期风靡一时的“台阁体”，端庄秀整，书风婉丽，影响直至清中期。明代中期，苏州（吴门）地区以文徵明、祝允明等书画家为代表，追溯晋唐古风，并以其个性鲜明、讲求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图式，突破了“台阁体”束缚，引领明中期书坛的主流。此外则是继唐以后，运笔狂纵奔放，不拘绳墨的草书也形成一时风气。明代晚期出现“邢张米董”（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等许多风格独特、成就卓越的书法家，其中以闽籍张瑞图、黄道周等为代表的行草书，多方折笔法，独辟蹊径，兴起了新的书风。

明张瑞图草书摺扇面

　　画派众多是明代绘画史的显著特征之一。初期为元四家的延续且宫廷“院体”绘画占重要位置，如以花鸟画著称于世的林良、吕纪。明中期以后，文人水墨写意在元代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新风尚。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派，董其昌等为首的松江派、华亭派等等，流派纷繁，题材广泛，尤以山水、花鸟画成就斐然。画家们在宗法宋人笔墨的同时，注重诗、书、画、印互相结合，展现全面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品位。明晚期随着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崇南抑北的主张，影响了明后期的绘画风格，提倡仿古，以笔情墨趣取胜。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时近三百年，也是我国书法集大成时期。清书家致力于碑学和帖学的全面发展，或崇帖、或尊碑、或兼容碑帖。清早期书坛为过渡时期，帖学盛行，也是碑学孕育期，一方面承续董其昌崇尚帖学遗风，书体清劲秀润；另一方面，碑学书法创作也进入初级阶段。清朝中期是碑学兴起的革新期，随着清廷政权稳固、社会稳定和城市经济繁荣，书坛呈现角逐昌盛的景象。乾隆时期，以金农为代表的“扬州八怪”，其清新、奇逸的美学意识和独特的形式崛起于书坛。同时，金石文字入书、碑学兴起成为主流。晚期则是碑学大盛，帖学式微。碑学书法不以“二王”行草尺牍为取法对象，而是重返篆、隶碑刻古风，金文、甲骨文等成为取法、追摹对象，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期间，书法风格多样，百花争妍。

黄慎设色枯木雄鹰图轴

　　清早期的绘画，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为代表的“正统派”居画坛主流。同时，活跃于江南的“四僧”（朱耷、石涛、髡残、弘仁）、“金陵八家”“新安画派”等另辟蹊径，师古不泥古，重视自然审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抒发个性，成就自北宋以来山水画的又一高峰。清中期，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成就了绘画的繁荣景象，尤其南方地区，以扬州为中心，以金农、黄慎、郑板桥等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崛起，他们继承了“四僧”风貌，尤其石涛、八大山人“反正统”的理念，标新立异，风格独具，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画坛，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传统，同时带着浓郁的商业气息。此时北方围绕以皇室为中心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随着西洋画技法的传入掀起了一阵中西结合的热潮。清晚期的绘画，随着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以上海为中心的“海上画派”、以广东为中心“岭南画派”，各领风骚，名家迭出。其中，海派的“三熊”（任熊、朱熊、张熊）、“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及吴昌硕、赵之谦影响广泛而深远。他们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有民间艺术的滋养，同时兼顾对西洋绘画技巧的吸收与对金石学的研究借鉴等，“海派”与高剑父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一同拉开了近现代绘画的帷幕。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从逐步衰落凋敝，再至民族复兴之艰苦卓绝的过程。此过程中书法仍上承清末，在康有为“崇碑抑贴”理论的牵引下，碑派书法继续占据重要位置。但很明显，近现代绘画发展比书法更胜一筹。一部分“传统派”画家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图变革出新，树立自己的独特风格，或给作品注入新的内容和形式，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等。此外即是“西画”的滥觞和盛行。一方面留学生出国学习美术，一方面在国内采用西方的教学法创办美术学校。艺术界也有人提出“美术革命”的口号，借鉴西方美术以改革中国绘画的呼声和实践成为潮流。如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等。同时，以地域为区分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东为中心的海上画派、京津画派、岭南画派等，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春兰秋菊，各擅千秋。

　　福建位于祖国东南，古称“闽”(《山海经》)，是全国唯一以“福”字冠名的省份，是“福文化”的精神属地，也是方寸海纳的聚福之省文风兴盛，人才辈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综览书画史，历朝历代不乏闽籍书画家的身影熠熠生辉。宋代闽北建阳的惠崇善画花鸟和山水，成就“惠崇小景”；长乐陈容号所翁，擅画龙，“所翁龙”成为后人画龙的典范；莆田的蔡襄为“宋四家”之一，被誉为“翰墨之豪杰”。元代连江郑思肖，其“露根兰”成为文人画主流，盛行至清末。明代莆田的吴彬，享有“画仙”之誉；曾鲸的墨骨人物画法形成“波臣派”影响深远；闽南艺坛的张瑞图、黄道周法古开新，成为书法艺术革新大家。清代闽西地区的上官周，人称“江南民间神笔”；其门生黄慎擅长塑造纤夫、乞丐、渔民等下层人民的形象，书画俱佳，与诗书画“三绝”的华喦（yán）成为扬州画派主将；伊秉绶尤以隶书成就登峰造极，名重于时。近现代以来则涌现出林则徐、陈宝琛、严复、林纾、陈子奋、潘主兰、宋省予等一大批书画名家，他们坚实的传统书画功底和人文学养，构建了层次丰富、兼收并蓄的福建文化艺术生态。

明吴彬峰峦承秀图轴

　　纵观今日留存、庋藏的古代书画，得来诚非易事。自魏晋起才有书画墨迹卷轴可寻，随着年代久远，早期流传已如凤毛麟角，直至明清两朝方数量渐多。经年累月，春华秋实，这些难得珍存至今的书画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是我国艺术屹立于世界美术史上值得自豪的瑰宝。本篇汇集福建近十家省市各级博物馆馆藏明清以来二十余件书画精品，其中一级文物共16件（套），闽籍书画家作品7件，翰墨芳菲，虽少而精。在遴选作品上强调突出如下几点：1.以珍贵文物为主；2.彰显艺术史意识与价值；3.凸显时代特征；4.体现作者的个人风格；5.兼顾各种表现题材，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齐现，书法隶、行、草并美。

　　艺术殿堂上每一件笔精墨妙的书画作品都是每一时代杰出书画家们的精心力作，历久弥新，仰之弥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引用《谏太宗十思疏》中“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书画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书写了中华儿女勤勉坚贞、浩然正气的民族精神，描绘了对真、善、美的践行与期盼。此篇敬缀数言，一方面回顾历史，在历史的记忆中寻求民族之魂；另一方面，祈以宏大深厚的传统为依据，探索艺术新路并发扬光大。让当代以及未来的兴怀者，有感于今世的春风浩荡与文化自信，有感于千百年来国人的智慧与探索，更有信心、有勇气、有动力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