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山苍苍，闽水泱泱。福建地处我国东南，背山靠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出本土浩瀚的闽越文化和浓厚的海洋文化。众所周知，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迭代过程中，中原地区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而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巍巍山脉形成天然屏障将战乱隔绝在外，成为中原人避乱的首选之地。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降，中原人多次避乱入闽。《八闽通志》（卷三）有载：

　　自五代离乱，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固建州备五方之俗。 

　　到了宋代，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文化中心伴随经济中心南移，不仅有皇室入闽，众多文人墨客、官僚士子、豪门贵胄亦举族避居至闽地。朱熹曾如是描述：

　　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 

　　——《晦庵文集》卷83,《跋吕仁甫诸公帖》 

　　在这种“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的形势下，福建一跃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本土文化大量吸收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化风尚，同时也吸纳了因海洋文明传入的异域文化，从而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和包容开放的文化性格。

　　这种海纳百川的文化性格，使福建在宋代出现儒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是集儒家、佛家和道教的思想为一体的哲学思想，强调明心见性、克己修身、格物穷理。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通过“格物”（推究事物的道理），即可以达到“致知”（认识真理）的目的。

　　在理学这一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的传播与教育下，“格物致知”逐渐化为福建民众自己内在的行为准则，形成闽地人民注重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为福建百工“尽精微”的工匠精神奠定基础。

　　福建特殊的区位优势为当地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深厚包容的文化底蕴和理学思想孕育出的工匠精神土壤之上，催生出了璀璨多元的本土工艺美术。时移世易，这些留存下来的艺术文物，生动地描绘出不同时期福建文化兼容并蓄的精神画像。

　　在所有的文物品类中，古代玻璃器是数量最少的品类之一。我国古代的玻璃制品，在文博界统称为“料器”。早在西周时期，先人就已经掌握玻璃的生产技术，成分以铅钡为主。古代的料器制作工艺复杂，成品率极低，因此出土可见的器物较少。之后历代，料器制作工艺均有所发展。

　　两宋时期，福建文化得到空前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个时期，各门类手工业的制造工艺都达到了新高度，工艺美术全面走向世俗化、商业化，具有较强的生活日用属性，突显了传统手工造物的实用与美相结合的工艺思想。本书收录的“宋蓝料菊瓣形碟”是宋代作品，孔雀蓝色彩纯正艳丽，24片菊瓣形造型优美雅致，与宋代扣银工艺完美结合，是宋代料器的精品。

　　宋蓝料菊瓣形碟

　　在宋代，佛教在闽达到全盛。《八闽通志》载：

　　佛寺至于宋极矣。 

　　《三山志》载，庆历年间，仅福州地区佛寺达1625座。从福州太守谢泌的诗句“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亦能感受到福建佛教发展之势。在这样的语境下，宗教造像艺术自然随之兴盛，大至金漆木雕，小至瓷器造像，无不精美绝伦。

　　本书收录的陶瓷佛教造像包括漳州窑和德化窑的经典作品，如“明漳州窑白釉如来佛像”“明德化窑文昌坐像”“明德化窑白釉观音立像”“明德化窑妈祖坐像”“清德化窑达摩立像”等，这些均属于一级文物。德化窑始于宋代，自明代起得到巨大发展，除了日用器具，尤以白瓷塑佛像闻名，被欧洲宫廷贵族争相收藏。漳州窑瓷器则创烧于明朝前期，釉面呈米黄色冰裂纹，器型丰富，古朴大方。书中收录的作品造型多样，釉色纯净莹润，制作细腻，传神写意，极富艺术感染力。

　　清金漆木雕人物龙纹桌灯

　　神佛题材的雕刻还常表现为金漆木雕形式。金漆木雕是福建木雕的一个重要流派，广泛用于庙宇的神像雕刻。另外，还普遍见于传统民居的局部构建中，如斗拱、花窗、屏几、床榻等。福建的龙眼木雕，与东阳木雕、乐清黄杨木雕、潮州金漆木雕并称为中国四大木雕。

　　自宋代起，福建的妈祖信仰文化逐步形成并日渐兴起。民间信俗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莆田木雕在宗教造像和建筑雕刻上的繁荣。雕刻艺人在“格物穷理”的行为准则下，逐渐创作出富有地域特色的“精微透雕”风格，表现的客体对象造型优美，惟妙惟肖，整体层次分明，精细绝伦。莆田木雕题材广泛，除了神佛造像，还包括吉祥寓意植物、古代祥禽瑞兽、经典人物故事等等，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艺术风貌。

　　本书收录的竹木雕作品，包括了南宋至清代的文物，从中可窥见木雕从简至繁的发展演化过程以及各时期的艺术特色。其中，南宋时期的木雕文物主要为木签、鱼带、梳子和象棋棋子，形制简单。而清代的木雕作品风格繁复精致，做法细巧严谨，从“清金漆木雕人物龙纹桌灯”“清金漆透雕果盒”“清金漆木雕人物故事纹神龛”等结构考究、装饰华美的作品中，可以窥见莆田木雕的精微细腻和清代“错彩镂金”的审美追求。

　　北宋寿山石雕舞俑

　　寿山石文化亦是福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资料显示，寿山石雕刻艺术最早可追溯至南朝，主要作为明器而存在，形制包括石猪和人俑。两宋时期，赏石之风日盛，主要用于祭祀礼器的寿山石雕造型日趋丰富。

　　到了明代，受益于篆刻印章文化，在文人墨客的推动下，寿山石从过去的明器转变为不可或缺的文房之宝。寿山石雕的艺术形式与审美范畴得到延展。在艺术价值得到加持的同时，寿山石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好的品种如田黄石达到“一两田黄十两金”的价值。

　　明镂雕螭钮叶进卿玉方章

　　到了清代，寿山石雕刻艺术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帝王成为寿山石艺术发展的最有力推手。据统计，雍正皇帝所拥有的两百余枚印玺中，有半数以上为寿山石章。乾隆皇帝所拥有的寿山石印玺更是数量惊人，约有六百余方。这时期，寿山石开采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甚至出现“山为之空”的破坏性开采情况。由此，寿山石雕艺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雕刻名家辈出，如杨玉璇、周尚均、魏开通、董沧门等，并始留名于世。

　　福州本土逐渐形成“东门派”与“西门派”两个雕刻流派。东门派的鼻祖为同光年间的林谦培，主要集中在福州后屿村以及毗邻的樟林、寿岭、横屿等村。西门派鼻祖为潘玉进、潘玉茂两兄弟，该门派主要集中在福州洪山一带。东门派善圆雕与巧色结合，修光多用尖刀，作品精细华丽。西门派擅薄意，多用圆刀，追求意境之美。本书收录的寿山石作品，历史沿革清晰，门派特征明显。其中，南朝寿山石雕猪、五代的石俑，造型简单粗犷。清代名家周尚均、潘玉茂、林元珠等名家的古兽印纽作品，运刀简练，雄浑威严，动感十足。

　　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大漆艺术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演进，蕴含着丰赡的人文信息。南宋时期，漆器制造十分兴盛，从已发现的各墓葬中几乎都可见漆器的留存。该时期的器物以日用器具为主，包括为素漆、剔犀、戗金、雕漆、堆漆等工艺。本书收录的南宋大漆器物有素漆托盏和剔犀盒两大类。“南宋剔犀如意云纹三层八角形盒”“南宋剔犀如意云纹圆形盒”“南宋剔犀如意云纹三层六出葵形盒”三件剔犀作品，1986年8月出土于福州市北郊茶园村宋墓，据考证墓葬年代应为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3件作品现藏于福建省福州市博物馆。形制各异，线条丰腴圆润，精准流畅，刃口面平滑细腻，层层相间的黑红色漆均匀紧致，生动展现了大漆的厚堆之美。

　　在清代出现的福州传统脱胎漆器，是中国大漆艺术中的一朵璀璨明珠。创始人沈绍安本是油漆工出身，一次在修理金字牌匾时无意间发现残破处的麻布纤维，由此受到启发，经过反复试验最终还原并改进了在战国时期就出现的“夹纻”技法，制造出脱胎漆器。之后福州脱胎漆器，以其轻巧独特的纻胎技术和精美的薄料髹饰技法而异军突起，享誉世界，取代了江浙漆器在全国产业中心的地位，使福州逐渐成为近现代漆器的龙头老大。

近代沈正镐脱胎竹根瓶 

　　沈氏家族的福州脱胎漆器，在工艺技法、色彩开发和装饰图案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髹饰技法上，沈绍安的后人创造了“薄料漆拍敷”工艺，将金银粉兑入快干漆调成薄料漆，改变刷涂操作方式，采用拇指球薄料敷拍漆面，使漆器呈现出内敛而高贵气质。该工艺改变了福州漆器“白唯非油则无应矣”的历史局面，创造了一个千颜百色的漆器时代。在色彩髹饰上，沈氏家族更改了漆油配比，增加了色彩的丰富性。

　　同时，在用色比例上有所侧重，无论是晕染、五彩还是金银色，大多以朱漆或黑漆为主，将主基调定位在深沉稳重、低调华贵。在装饰图案上，丰富了传统题材，常见的图案包括梅兰竹菊等植物图案、鸟兽鱼虫等动物图案、仕女老者孩童等人物图案、山河树影等山水图案、云纹等祥瑞图案和各种几何图案。本书收录的作品“近代沈正镐脱胎竹根瓶”“近代沈正镐脱胎荷叶瓶”两件瓶器采用脱胎漆器独特的“薄料漆拍敷”工艺，质地轻巧坚牢，是脱胎漆器的代表之作。

　　《八闽文物·巧夺天工》篇，向大家展示了福建工艺美术各门类难得一见的文物珍品，这些精美的文物生动地传递出传统工艺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与丰富内涵，也充分展示了福建海纳百川的文化性格与“格物致知”的工匠精神。